宋逢明：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一个关键阶段。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在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暴露出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改革开放30年，在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同时，也反映出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要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金融具有优化配置经济资源的功能，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有力杠杆，直接体现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发展导向。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尊重金融发展规律，自觉按照金融政策导向调整产业、企业和产品结构，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当前，越来越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和独特优势，但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弱势也较为突出，其表现之一就是结构不平衡。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必然要遇到的问题。面对这一结构性问题，关键就在于要转变发展方式。在我国，无论是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还是金融市场，其本身优化配置流动资源的能力并不是很强，与成熟市场经济体相比还有相当差距。

    与此同时，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经济金融所面临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也有根本性的不同。其中一个显著表现就是，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而是表现为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即有的商品价格涨得很多，而有的商品价格涨得很少或者根本就不涨，反之，通货紧缩时也有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通胀或通缩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宏观调控方式，也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也就是说不能“一刀切”。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一旦出现问题，市场自然通过供需关系对资源配置进行迅速的调整和反应。而我们由于存在结构性的不平衡，存在市场的分割，存在市场间的壁垒，存在市场的准入等等问题，使得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不可能通过一个面向整个经济体的一般性的货币调控就能达到预想的政策效果。

　　从中国具体的发展来看，中国前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我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很高，对国际市场有很高的依存度，当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时，尤其是成熟经济体市场需求突然产生大幅度萎缩时，就对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经受住了考验，但是展望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金融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更加复杂，竞争更加激烈。因此，加快自身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营模式的整体转型，正在成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课题。

　　记者：那么，加快推动金融业自身发展方式转变的途径在哪里？

　　宋逢明：我认为有四点，首先是金融和经济一样要特别着重培育市场，来提高增强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基本功能，也就是说，“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要逐渐更多地依赖于“看不见的手”的调控，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是金融经济的发展一定要紧紧地联系实体经济，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要高度警惕金融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向虚拟化方向发展。从发展中市场曾经出现的危机来看，发展中市场有它的共性，也就是市场本身配置资源的能力不强，当金融经济过度虚拟发展时，经济就会泡沫化，这十分值得关注。

　　第三是金融发展要着重基础建设，基础市场的建设，其中重要的是监管制度的建设和自律行为的规范。

　　第四是金融机构要紧紧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统筹城乡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开展工作，及时有效地为“三农”提供服务，充分发挥金融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各类信贷资金投向高新技术、服务业、节能环保产业等国家支持的产业和项目，不折不扣地落实好中央确定的支持农业、抑制产能过剩、促进节能减排和改善民生。